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内蒙师院附中度过的。不知怎的，我对初中的印象比高中深，也许是因为初中那个班集体比较特别，也许是因为初中时遇到了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，也许是因为初中正值学校狠抓教学，让我们真正学到了很多知识……反正说起中学的事，我的回忆多定格在初中。
记得我们是1971年春天走进附中大门的。当时不知为什么要搞“秋季改春季招生”，所以我们这些六年级的学生跟五年级的弟妹们一同小学毕业，结果附中空前地出现了多达十六个班的一年级（不久又增加了一个“加强班”），而且几乎每个班都将近五十人。我被分在二连四排，也就是后来的八班。现在想想，那可真是一个“放牛班的春天”，一群小学没好好读，又来自两个年级的孩子聚在新的环境中，新鲜好奇、读书不专心、调皮捣蛋、热闹事情不断是常态。
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廖镜岳老师，一个卷发、矮个儿的南方人。据说他原本俄文专业出身，但因当时师资缺乏而改行教我们英文。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把舌尖夹在上下齿之间教我们发英语“the”的音，他是那样地认真努力，可班上没几个同学在听。廖老师南方口音，声音低低的，脾气又好，自然镇不住这一班捣蛋鬼，他的课堂总是乱哄哄的，有时学生们闹得太不像话了，他也会生气，用黑板擦敲着讲桌大声说“安静些！”
廖镜岳老师与我们在大青山
“注意听！”然后，他又心平气和地继续讲课，然后，安静了不到一分钟的学生们，各种声音、各类小动作又渐渐四起……
我们就这样闹闹嚷嚷、稀里糊涂地学着英语，懵懂快乐地度过了初中一年级，直到有一天，廖老师说他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，新的老师会来接替。当时我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廖老师，他其实挺好的，带我们做大扫除，带我们到大青山秋游，带我们参加学校各项活动，学生捣乱他耐心教育。有一次，一学生逃学，他竟骑辆破自行车一直追到学生家里。他虽然管教学生不得法，但温厚、包容，尽心尽力，我们有时不够尊重他，可心底里是爱戴他的。
随着廖老师的调离，我们迎来了两位新老师，一位是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张云峰，一位是英语老师夏美仪。两位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。他们的到来也意味着我们班全新面貌的开始。
张云峰老师，中等个儿，大眼睛，长鼻梁，长人中，长牙齿，薄嘴唇。他总是一身军装并戴顶军帽，我们从未见过他穿别的衣服，也从未见过他的发型。他冷峻敏捷，不苟言笑，俨然是一个没戴领章帽徽的军人。他往讲台上一站，我们班上原有的嘻嘻哈哈、叽叽喳喳顿时消失了，大家明显感到这是位严厉的老师。张老师说话面无表情，目视前方，但谁在下面有小动作、谁小声说了句什么，都逃不过他的“法眼”。他管教起学生来是不留情面的，有时会当着全班把淘气者训上一节课。班上几个最调皮的家伙还经常被“请”到张老师办公室，慢慢地都变得老实了。在张老师的调教下，我们班很快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。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早锻炼。当时学校为抓教学，要求各班早晨七点半到校上早自习，然后八点钟上课。但张老师要求我们班在早自习之前加一个早锻炼，也就是七点钟就得到学校了，当其他班的同学陆续来上早自习时，我们班已经锻炼完毕。每天那么早到校，全班却没一个同学迟到！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，天刚蒙蒙亮，宁静的操场上就回荡着我们整齐的跑步声和响亮的口号声。最辛苦的是体育委员，他要一边喊口令一边带着我们跑，瑟瑟寒风中经常是上气不接下气，此时张老师总是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操场边上纹丝不动地看着我们。我有时会恍惚，觉得这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军营。经过这种近乎严苛的管理和艰苦的锻炼，我们好像迅速成熟、长大了。全班同学变得团结、紧张、严肃起来。机缘巧合的是，我们班前后两任体育委员——李力军和韩瑞丰同学几年后都成了真正的军人。
当然，张老师带给我们的不光是军事化管理，还有他那同样具有军事色彩的数学课。他讲课简明扼要、逻辑缜密，一环紧扣一环,不允许你有一刻走神。他不喜欢学生课后去问问题，若有问的，得到的第一句话肯定是“你上课怎么听的？”然后再用更简洁的语言讲解一遍，绝不啰嗦。由于班主任是数学老师，更由于他课讲得好，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居上。记得有一次全年级十六个班举行数学竞赛，结果前三名都在我们班，第一名是刘建元，第二名是黄卫东，第三名是我，我们的奖品都是书，他俩的比较厚，我的是一本薄薄的《邱少云的故事》。那次张老师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，眼神也变得柔和了许多。我这才意识到张老师原来也有温和的一面，他平时对我们的严厉多半是“恨铁不成钢”吧！张老师的严格管教和辛勤付出是卓有成效的，他让我们的意志受到了磨练，也为我们营造了安静的、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，更使我们班具有了良好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。许多年以后，我们仍然为自己是“初三八班”的一员而骄傲。
初三八班毕业照——我们的班主任张云峰老师
与张老师截然不同，夏美仪老师完全是另一种人。她瘦瘦高高的，个头至少有一米七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举止从容不迫，两条辫子垂在肩上，清秀端庄的容貌跟她的名字十分相符。夏老师经常穿一件宽大的深蓝色中山装或黑色呢子外套，但这丝毫掩盖不了她那修长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。每每见到夏老师，我就想，应该做一个像她一样有格调、有修养的人。据说夏老师的父亲早年曾留学英国，她是跟父亲学的英语，所以一口标准的伦敦音。我很喜欢看夏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细长的手指捏着细长的粉笔斜斜地快速移动，一行行漂亮的斜体英文字便“流淌”而出。夏老师声音柔和、吐字清晰，加之丰富的课程内容，让我深深喜欢上了曾经觉得最乏味的英语课。为了锻炼我们的听说能力，夏老师在课上尽量说英语，还安排了“轮流值日”，她上课的第一句话是“Who is on duty today?”，那天值日的同学就会站起来说“I am.”，然后她会继续问“What day is today?”“What’s the date today?”“How is the weather today?”值日生要用英语回答今天是星期几，是几月几日，是晴或是雨。这样几轮下来，同学们就会熟练地听说这些常用句了。记得值日生做得最棒的是李友莲同学，她嗓音清亮，发音准确，落落大方，跟老师对答如流，让我很是佩服（她后来成为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播音员）。为加强我们的快速记忆能力和翻译能力，夏老师经常要求我们当堂就把新学的单词背下来，并快速地将句子中译英、英译中，她常说 “Who can?”“Who can translate?”。课下同学们会模仿她的样子说“Who can?”……结果我们的呼和同学就有了一个“WHO CAN”的绰号。有意思的是，若干年后呼和成了一名大学英文教授！夏老师还不辞辛苦地找很多浅显有趣的英文短文让我们阅读，教我们唱英文歌曲《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》、《Happy New Year》、《We Shall Not Be Moved》等等。她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培养了我们的学习兴趣，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后来都学了英文专业，出了好几位英文老师。我们的胡伊娜同学后来还被评为市优秀教师，退休后又到老年大学继续教她心爱的英文课。我常会想念夏老师，想象着与她再次相见，不知她现在在哪里。
初中记忆还有一个必须说的，是我们幸运地遇到了教语文课的石斌老师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第一天，当石老师把自己的名字端正地写在黑板上时起，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引了我们每一个人。石老师中等身材，清瘦儒雅，戴着一副黑框近视镜，整齐的“青年头”发型，好像从不戴帽子。他平时言语不多，但上起课来则激情四溢，那深沉洪亮的声音、潇洒有力的板书、丰富生动的讲解，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以至许多年后同学们回想起来仍会啧啧称赞。我们的银和平同学至今还会谈起当初“刻苦”模仿石老师写字，结果把钢笔尖弄劈了的趣事（他现在是著名的外科医生）。最难忘的是石老师充满感情的朗诵，他用不同的语气、不同的声调朗诵不同的篇章，有时低沉委婉，有时幽默诙谐，有时慷慨激昂，抑扬顿挫的声音回响在静静的教室里，我们静静地倾听，静静地感动，完全沉浸在课文的情境中。鲁迅的《故乡》、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……老师带领着我们徜徉在名篇美文里，给我们教诲、启迪和人生理想的陶养。石老师可能不会想到，四十多年后，“初三八班”的好多人仍能背出这些课文的片段，聚会时大家会请他再次朗诵《海燕》！
石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语文课，他还教导我们怎样行事，怎样做人。记得初中那会儿我是一个矮小、瘦弱、长得丑丑的而且极不自信的女孩，加之“家庭出身不好”，总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。即使考试得了满分或比赛得了名次，也会自认那只是“撞大运”而已。我从不敢主动发言，甚至不好意思大声说话，什么事情都躲着，对老师们也都是心存尊敬却故意疏远的。石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的作文，我会惶恐得心跳不已，恨不得藏起来。没想到有一天，石老师在课上任命我为“语文课代表”，这对于从未在班上任过什么“职务”的我来说真是太意外了。我特别怕出头露面，怕办不好事情，于是鼓足勇气找到石老师说不想当课代表。石老师感到很奇怪，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，我说：“我做不好。”石老师说：“你还没做，怎么就知道自己做不好呢？”接着又说：“课代表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帮老师收发一下作业本，登录一下分数。你能行，其实你挺优秀的。”老师那句看似不经意的“你能行，其实你挺优秀的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，因为在这之前，似乎从没有人这样肯定和鼓励过我。从那以后，我这个小小课代表就十分努力地做好老师交给的每一件事，把同学们的作业本理得整整齐齐，按要求排好顺序以便老师审阅、讲评，认真填写每一张成绩单生怕老师看不清楚。这些很不起眼的小事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一份责任，更是一份老师的信任。跟石老师接触多了，我发现他很严格但又非常和蔼，在他那里总能得到励志的鼓舞。让我触动最大的是，有一次石老师问我在看些什么书，我犹豫再三还是如实说了“我在看都德写的《小东西》。”（看这种书在当时是很不合时宜的）老师有些意外地问我怎么会想到看这本书，我说偶然拿到并得知是《最后一课》的作者所写，于是就看了，并且说自己很像书中的那个“小东西”。老师沉思了一下认真地说“我很赞同你们多读些名家名著，但一定要学会汲取积极的内容。你怎么能说你像那个小东西呢？你实实在在要比他幸运多了。人应该多看自己好的一面。”老师的话平和却有分量，他是在批评我消极自卑的情绪。俗话说得好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，老师不多的话语让我一下看清了自己的弱点，明白了应该积极乐观地看待自己，看待生活。
从此,我开始慢慢学着勇敢，学着自信。1977年底恢复高考，我上了大学，离开老师，离开内蒙，后来又参加了工作，也走上了讲台。我到过许多地方，经历过许多选择和考验，而石老师那句“你能行，其实你挺优秀的”一直在鼓励着我，让我有信心去克服困难，去实现目标、追逐梦想。“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的确，老师的一句鼓励或批评有时真会影响学生的一生。感谢互联网，感谢宋超英同学牵线，阔别四十多年后我终于又联系上并见到了石老师！让我能够有机会当面对老师说：“谢谢您！做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。”
是的，我们是幸运的，在初中时代、在我们人生的起步阶段遇到了一批敬业尽职的优秀教师。记忆中还有几位不能忘怀的老师，比如那位为提高我们兴趣几乎每次课都要编个相关小故事的、睿智的、教物理的顾老师；那位逼着我们背“氟氯溴碘负一价，正一氢银钠和钾”的、执着的、教化学的刘老师；还有那位讲“北回归线”从列宁格勒日出说起的、风趣的、教地理的王老师……在那个年代，老师们以他们的言传身教、学养风范，教育培养了我们。让我们学到了知识、开阔了眼界，而且懂得应该做什么样的人。
我经常想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对自己的班级、自己的中学生活怀有深深的留恋，与遇到这些令人敬佩的老师是分不开的。感谢母校，感谢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们！
徐雯，女，汉族，1957年12月生，1971年至1976年就读于内蒙师院附中。北京服装学院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曾任美术系主任，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。从事装饰艺术理论研究、绘画和纤维艺术创作及高校艺术教育三十余年。出版《中国云纹装饰》《服饰图案》《装饰图案》《中国结》等专著，《绿韵》《秋意》等作品参加“从洛桑到北京·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”等展览。